亞洲地區新興工業化經濟群體、東盟和中國這些東亞地區的國家與地區均持續取得了高速經濟增長，同時相互擴大了貿易與投資，從而逐步形成地區性經濟圈。東亞地區金融危機后經濟逐漸呈現恢復勢頭；此外，東盟、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亞歐首腦會議等組織也在努力進行區域內、區域外的經濟合作。
　　
　　一、引言
　　
　　在當今和平與發展為主流的國際環境中，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深入發展的情況下，各國都在利用自身地緣優勢加強彼此間的合作，大力發展本國經濟，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和國際地位。2015年11月29日，IMF宣布中國成功加入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即特別提款權）。此舉意義不亞于中國加入WTO，中國入世意味著經常性項目納入了世界貿易體系，而加入SDR則意味著貨幣被納入了全球貨幣體系，人民幣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貨幣。2015年12月9日，中韓、中澳共同確認自由貿易協定，將于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并第一次降稅，2016年1月1日第二次降稅。中韓自貿協定自2012年5月啟動到正式生效歷時三年多，中澳自貿協定于2005年4月啟動到正式生效歷時十年多的時間，這意味著中韓、中澳之間的貿易格局將會出現另一個更高層次的騰飛。2015年末，作為對東亞地區具有巨大影響的中國，在取得這些可喜的成績時，東亞經濟圈又會有怎樣的變化，它的局限在哪里，將來會怎樣，本文逐一論述。
　　
　　二、文獻綜述
　　
　　東亞地區是我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基礎，也是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源泉。東亞經濟圈自日本提出以來，有很多學者對此做了專門研究。張蘊嶺（2004）在東亞區域主義與兩岸關系一文中指出，東亞地區區域主義嚴重，這對東亞經濟圈的發展造成極大地障礙。聶明（2013）在論中國周邊地緣經濟戰略中指出，要推動東亞經濟圈構建，保證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必須制定科學有效的地緣經濟戰略。余毅（2004）在交互投資——東亞經濟合作的基礎中指出，東亞大多數國家已具備對外投資的條件，交互投資是東亞經濟合作的基礎。池元吉、李曉在論東亞經濟發展中的“局部經濟圈”中指出，東亞地區自南至北形成了銖經濟圈、華南經濟圈、兩岸經濟圈、環渤海經濟圈等局部經濟圈，對推動東亞經濟圈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張洪潮、吳海清（1994）略論了推進東亞經濟圈建設的客觀必然性和現實性。樸泳安（1994）探求了東亞經濟中的東北亞經濟合作的新途徑和方法。
　　
　　三、東亞經濟圈
　　
　　（一）東亞經濟圈的形成。世界經濟的格局在理論上講有兩個趨勢：一個趨勢是經濟一體化，可分為五種形式：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聯盟、政治同盟或統一。經濟一體化發生的國家間大多有以下特點：相同的社會度、外交政策相近、經濟發展程度差距較小。1993年生效的歐洲統一大市場是經濟一體化的一個范例；另一個趨勢就是所謂“區域化”，即地區間經濟合作不斷加強的趨勢。區域化不同于一體化，它的產生沒有確定的條件和協議，但各國貿易、投資和經濟合作中關系的加深，也產生了類似于一體化的某些經濟效應。人們一般將區域化已承受的經濟區域稱為“經濟圈”。“經濟圈”現象在東亞地區表現得最為顯著，但組成經濟圈的國家或地區可以有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東亞經濟圈就是希望通過貿易、投資和貨幣“三位一體”的合作，加強圈內經濟合作，促進經濟發展。最先由日本提出，其設想是希望建立一個由其控制，以其為頭的“雁型模式”，一則為穩定期經濟發展；二則為了與美國和西歐抗衡。但真正實施“東亞經濟圈”設想確實困難重重。
　　
　　（二）東亞經濟圈的特點。東亞經濟圈的形成過程中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成員國文化多元化，經濟發展水平相差懸殊。就一般情況而言，地區性的區域經濟圈的形成一般在發展水平相當、地域相近的國家間形成。而東亞經濟圈卻突破了文化、社會制度、發展水平等的重重阻礙，依靠政府和企業的積極干預和行動建立起來。東亞經濟圈內各國綜合國力強大，如表1所示，東亞地區主要國家在世界中的競爭力排名可以明顯看出；第二，東亞經濟圈沒有官方的制度框架和約束，是一種自然形成的經濟圈。相對于東盟、東盟自貿區，更或是歐盟、北美自貿區，它更具靈活性。但經濟合作的進程相對較慢；第三，東亞經濟圈的成員國內經濟發展具有互補性的特征。例如，日、韓、俄具有高端技術和豐富的自然資源，我國具有豐富的剩余勞動力。進行貿易可各取所需，主要體現在自然資源、資本技術投資和轉讓、人力資源的互補。以自然資源為例，中國、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自然資源豐富，而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自然資源匱乏，如果形成經濟圈，將會實現資源的最佳流動和配置，極大地推動區域內經濟的發展。
　　
　　四、東亞經濟圈發展過程中的阻礙
　　
　　盡管東亞地區間近年來的貿易和經濟交流取得可喜成績，東亞經濟圈的構建依然有障礙和困難。
　　
　　（一）歷史遺留下來的障礙。國內方面，臺灣的回歸問題，無疑是東亞地區經濟合作進程中的重要障礙。國外方面，中日韓三國相互存在領土爭端問題，尤其是日本對待二戰的態度令包括中韓在內的東亞各國失望透頂，極大影響了中日韓間的大國關系。加上2013年10月5日TPP（跨太平洋合作伙伴關系）的達成，東亞地區合作會進一步分化，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建設更是舉步維艱。又因中日韓自貿區的建成是促成東亞經濟圈形成極其重要的條件，而經濟合作的加強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東亞經濟圈的實現進程隨之推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二）制度方面的差異。在政治制度上，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是資本主義制度，而中國、越南則是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制度上，日、韓實行市場經濟體制，而中國大陸則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等。
　　
　　（三）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大。一般來說，經濟圈更易形成于經濟技術發展水平相對較為接近的國家或地區間，例如歐共體，其成員國幾乎都是發達國家，奉行資本主義制度。而東亞地區來看，經濟發展水平相當不平衡，有發達國家日本、韓國，也有反差極大地越南、菲律賓。經濟發展不平衡，經濟技術發展水平不一。從該地區GDP總額、人均值在世界上的排序及增長率，可以看出相互之間得經濟發展水平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四）“圈外”力量的不斷干涉。這一障礙主要來自于美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政府便拋出 “重返亞洲”戰略，到2012年底提出亞洲再平衡戰略，其主要目的就是擔心中國因經濟的迅速發展會提升在東亞地區的地位和影響力，進而會削弱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位。美國通過挑唆菲律賓于2012年4月制造黃巖島事件、日本于2012年9月份制造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的領土爭端、韓國在蘇巖礁問題上的領土爭端等事件，制造不利于中國穩定發展的環境，從而達到牽制中國發展，維護美國自身根本利益的目的。
　　
　　2009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東亞地區遭受重創。東亞地區若要想恢復發展勢頭，不僅需要各國繼續堅持推進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加強自身的綜合國力，而且需要東亞各國和地區發展過程中從全局層面出發，化解各自之間的矛盾和糾葛，積極面對歷史問題，建立政治互信，為自身經濟發展創造有力的國內外環境，創造東亞經濟的繁榮。
　　
　　五、對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理解
　　
　　東亞經濟區的發展模式，是東亞經濟圈形成的基礎。本文將從以下方面對東亞的經濟發展模式做出介紹：
　　
　　（一）東亞經濟發展模式。東亞地區各國的經濟發展都大致經歷過以下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建立經濟發展的領導核心；第二階段，推行以政府干預為中心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及其發展戰略；第三階段，實現以經濟發展所產生的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民主化；第四階段，實行以國內市場開放。進行宏觀調控、對外投資為主要內容的開放化政策。期間政府都對經濟實行較強的干預，建立了行政引導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市場經濟體制；較早地實行了以出口導向為主的外向型經濟戰略和政策，由于東亞各國資源和市場的局限性，他們都采取了“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具體操作方式；東亞地區的經濟呈互補性階段發展，相互間聯系緊密，呈現出所謂的“雁型模式”，東亞地區內部的貿易比重較大。
　　
　　（二）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缺陷。當局對經濟的干預程度過大，導致市場經濟體制沒有發揮“無形的手”應有的作用；部分國家的政府宏觀調控水平不高，能力不強；政府尋租現象普遍存在，政府效率低下；東亞地區的經濟體在發展經濟的時候，基本上都實行外向型發展戰略；東亞經濟發展模式本質上屬于趕超模式，從而忽視了社會、環境和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三）東亞經濟模式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首先，調整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很重要，但也不是萬能的。因其不能完全替代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功能。故應從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和引導兩個方面，對政府的職能做出界定，以便更好地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要充分發揮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科學地使兩者相結合，分清主次。尤其是在一些核心技術和創新領域，很多企業往往因投入大、見效慢等原因，放棄在這方面的投入，而這些領域往往決定著經濟高質量發展，這就需要政府合理的引導，為我國經濟發展夯實基礎。
　　
　　其次，調整現行金融制度。必須重視外匯儲備建設和金融監控監測體系，另外改革匯率制度。東亞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金融體系不完善的時候過早開發了金融市場，在危機爆發后，沒有足夠的流動資金支持。另外，由于我國的經濟和貿易總量巨大，若始終以美元結算，會加劇金融風險，也會增加交易成本。人民幣正式加入SDR，使得人民幣可以從全球貿易中獲得外匯儲備，人民幣“入籃”，可以通過SDR向全世界輸出貨幣。
　　
　　再次，提升貿易結構促進經濟發展，合理制定實施產業政策。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采取出口導向型貿易發展戰略并開啟國門，實行改革開放，從現今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取得的成績看，當時采用的產業政策指導經濟的方式是比較明智的。但隨著經濟發展的深入，應該逐漸轉變貿易結構。并且應制定新的產業政策，該新階段產業政策的制定應從以下方面入手：繼續實行以工業為基礎的產業政策，重視農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從我國實情出發制定適合的產業政策，合理利用財政預算。
　　
　　六、中國如何應對東亞經濟圈未來發展
　　
　　萬變不離其宗，東亞經濟圈的構建要以推進中日韓自貿區建設為重中之重，進一步完善雙方合作機制，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戰略合作新格局，攜手推進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促進東亞經濟圈的形成和發展。
　　
　　首先，應重視發展東亞國家的經濟合作。東亞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占到世界經濟總量的60%，與此同時，東亞地區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亦具有重要推動作用，應著力推動中日韓自貿區的建設，深入推進東亞經濟一體化發展。2015年11月30日，韓國國會正式通過中韓自由貿易協定批準案，12月9日確認協定將于12月20正式生效并開始第一次降稅，11天后進行第二次降稅。中韓自貿協定正式生效后，會進一步推動中日韓自貿區的發展。貿易便利化是加強三國間經濟合作的一個良好切入點，也是發揮比較優勢必不可少的條件，要通過漸進的方式推進中日韓自貿區的建成。
　　
　　其次，還需要保證自身的能源安全。目前，多數發達國家均建立了自己的能源儲備體系，我國要積極深化同中亞國家的經濟合作，豐富我國的能源渠道，維護能源安全。為我國成為經濟強國奠定堅實的基礎，為在東亞經濟圈中承擔更多的大國責任夯實基礎。
　　
　　再次，全球層面上，在加強同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間經濟合作的同時，我國還需要拓展自身的地緣經濟發展空間，積極尋求與能夠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國家和地區發展經濟合作關系。例如，加強同非洲國家間的合作，同時還應重點加強同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借助東亞地區發展的力量，加強同東南亞國家間的合作，完善合作機制，聯合開發爭議地區，深化地區經濟合作，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地區化和國際化，促進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以便在東亞經濟圈的構建進程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最后，需要重申的是，人民幣加入SDR意味著人民幣的國際化向前邁了歷史性的一步，人民幣被IMF確認為硬通貨，對人民幣國際化有“通行意義”。各國央行及外匯投資機構將會根據SDR配比被動配置資產，對于抵消人民幣貶值壓力非常有利。同時，大宗商品如能源商品、基礎原材料和農副產品匯率風險將會降低，并且會降低中國外匯儲備的規模，減少中國對美元的依賴程度，進而會減少金融波動風險，推動人民幣資本市場、債券市場產品的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地位提高，極大提升了中國的影響力，對東亞經濟圈的建立注入了強勁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