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步入“十四五”時期，準確研判浙江發展面臨的國內外環境變量，精準把握推進浙江高質量發展的新任務、新抓手，是事關“十四五”浙江發展的重要課題。

　　面對國際國內復雜形勢，該如何正確認識這些困難和挑戰，“十四五”期間浙江該如何尋找新定位、新方向？在這個關鍵時間節點上，在由浙江日報與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主辦的“提問十四五”系列高端智庫沙龍之一—— “‘十四五’期間發展環境與浙江定位”活動中，來自政府、高校、經濟界等各方面的10多位專家就此掀起了一場頭腦風暴。

　　“十四五”，怎么看？怎么干？一起來聽聽浙江學界業界大咖的思考。

　　不利因素怎么看？

　　“大變局”更是“新變局”

　　我們正在經歷的2020，究竟是怎樣的一年？財經作家吳曉波鐘愛用“激蕩”兩字來形容：2020年充滿著這種戲劇性、偶然性、不確定性和巨大的激蕩感。

　　對于當下，我們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省咨詢委學術委副主任劉亭認為，這個“大變局”更是“新變局”，最主要的因素有3個：中美戰略競爭日益加劇，以及可能發生的“全面脫鉤”和一定意義上的“新冷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且常態化，對傳統發展格局帶來巨大沖擊；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快，科技和人才競爭趨于白熱化。“這三個方面對于‘十四五’來說，帶來的影響就是機遇和危難的極不確定性，危和機并存共生，關鍵是如何化危為機、轉危為安。”

　　不可否認，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面臨的不利因素頗多。

　　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金雪軍認為，2017年，我省已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區間，“十四五”期間浙江將直面“高收入之墻”的挑戰。

　　“通過將國際上近20個經濟體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與我省情形相比較，我們得出的基本結論是——‘十四五’期間突破‘高收入之墻’我省面臨五大主要挑戰：全要素生產率挑戰、城鎮化挑戰、資源環境挑戰、國際競爭力挑戰和包容性增長挑戰。”金雪軍說，這需要我們立足區域特征，把發展機遇研判準，聚焦短板問題把困難挑戰分析透，方能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

　　以全要素生產率挑戰為例，過去，浙江依靠中小企業為主體的“集群生產”和以國際分工為特征的“全球生產”擴大競爭優勢，實現了幾十年的高速增長，但隨著浙江經濟水平越來越接近發達國家，進行二次趕超需要轉變趕超的基礎結構和動力機制，這對浙江打造創新驅動新引擎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美貿易摩擦，是很多專家的共同擔憂。這幾個月來，省商務廳對外貿易發展處處長陳志成的辦公桌上，擺滿了各種文件和報表，記錄著他最近調研企業、統計數據、討論決策的一系列成果。

　　“中美經貿摩擦已經從經貿領域向科技領域，甚至向安全領域擴散的趨勢非常明顯。隨著這次疫情暴發，很多發達國家對供應鏈安全的關注度上升，過去哪里成本低就往哪里走，今后他們會把產業鏈布局在比較穩妥的東盟或周邊國家，這對我們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陳志成說。

　　“我們現在唯一確定的，就是‘十四五’是極其不確定的。”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郭占恒認為，當前不利環境的嚴峻性可能會超出想象。
 

有利因素是哪些？

　　不要低估中國發展的韌性

　　凡事有利就有弊，正如每枚硬幣都有正反兩面。

　　今年GDP發展不再設置具體指標，經濟增長放緩已是不爭的事實。那么，何時經濟才能恢復正常？在業內有著不同的聲音。

　　“我認為，經濟恢復速度很可能會超出預期。”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新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明文彪說，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嚴重衰退后往往有超快速的反彈，經濟恢復結果往往比大家想象的要好很多，所以“十四五”的目標可以審慎樂觀一些。

　　對于這樣的判斷，明文彪有著自己的依據。他認為，面對全球產業鏈調整，中國產業結構調整有著多方面的利好因素，比如正在等待開啟的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可能加速回歸的海外人才隊伍。

　　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已經讓中國和世界看到它的強悍破壞力，對全球經濟造成了一次劇烈的震蕩。但不得不說，這或許也是中國經濟不得不反思、不得不轉型升級的機會。

　　郭占恒看好后者。“我們戰勝新冠肺炎疫情，等于搶到了先發優勢。搶占了先機，生產得以提前恢復，不然浙江怎么可能出口這么多防疫物資。”他說，疫情催生了很多新經濟模式，比如隔離經濟和非接觸經濟，這些或許會常態化，延伸出更多的經濟形態。

　　經濟的好與壞，有很多指標可以作為衡量標準，如進出口的多與少、股市的漲與跌、增速的快與慢等。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潘毅剛認為，還有一個詞更適合形容中國經濟：韌性。“不要低估中國發展的韌性。”潘毅剛說，中國擁有14億人口，經濟擁有巨大的韌性、潛力和回旋余地，這些奠定了中國經濟長期向好基本面的基礎。

　　比如最近搶得火熱的消費券，杭州第一輪消費券就帶動了12.46億元的訂單總額，撬動了消費潛能的持續釋放。這也證明了，我國消費市場增長速度快、持續成長性好、帶動能力強，這個基本面并沒有因為疫情而發生改變。

　　對于未來趨勢，潘毅剛認為，中長期全球化的趨勢不會變，科技創新驅動發展的趨勢不會變。中國經濟加快融入全球經濟體，建立了比較優勢，在全球經濟中影響力越來越大。疫情結束后的首要任務就是恢復經濟，這離不開自由貿易，畢竟全球化是各國間的資源優化配置，這是一種潮流和趨勢。

　　浙江定位在哪里？

　　將來是中國接軌世界的主陣地

　　立足世界，浙江處于一個什么樣的發展水平？

　　浙江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徐劍鋒曾經做過一個課題，研究結果表明2016年浙江正式進入經濟發達階段。從購買力評價指標來看，2019年的浙江，相當于1988年的日本和2005年的韓國，這是浙江經濟發展階段的定位。

　　與2008年相比，浙江與日本的差距從38年縮短到31年，和韓國的差距從31縮短到14年。“參照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規律，浙江的經濟增速也會從高速下降到4%到5%左右的水平，這是一種趨勢。”徐劍鋒說。

　　但也有例外。韓國經濟進入經濟發達階段后，依然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原因在哪里？徐劍鋒發現，韓國第二產業的比重始終沒有下降。“這給我們不少啟示，經濟增長過程中要嚴防第二產業過快下降，實際上這幾年浙江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苗頭。”他說。較之新世紀以來已經執行的四個五年規劃，“十四五”規劃的編制工作是最難的——難就難在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全新的大變局，而其中的不確定性又實在太多太多。

　　“以變應變，以變制變，這是浙江最明智的選擇，在分析諸多不確定因素的基礎上，必須明確我們所堅持的確定性何在。”劉亭認為，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浙江關鍵是要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做好，大道至簡，就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著力。

　　在生產力方面，要全力擁抱數字化、智能化的發展趨勢。2017年，我省將發展數字經濟作為“一號工程”，杭州則爭創“全國數字經濟第一城”，全省全面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并全面推動經濟、社會和政府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其實已經占了一定程度的先機。

　　在生產關系方面，浙江要全面深化以民營經濟和開放性經濟為代表的、堅持市場化取向和制度型開放的改革。尤其是在民營經濟方面，浙江一直是先行者。目前，民營經濟創造了浙江63%的投資、66%的生產總值、72%的研發投入、73%的稅收、78%的外貿出口、87%的就業崗位、91%的企業數量。

　　同樣對民營經濟看好的，還有省工業和信息化經濟研究院院長蘭建平。他認為，全球化仍然是未來發展的大勢，作為民營經濟大省，浙江將來是中國接軌世界的主陣地，這也是作為“窗口”新定位的題中之意。

　　“十四五”高質量建設全球先進制造業基地，要大處著眼，小處著手。蘭建平說，在“十四五”期間，浙江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具有明顯競爭力的有一張網(網絡和數字經濟)、一件衣(輕紡工業)、一輛車(汽車及零部件產業)和一桶油(民營綠色石化)。在這些產業的核心環節上，到底能不能占據整個產業鏈上的優勢，這是極其重要的，我省目前正在積極培育與打造產業鏈競爭優勢。
 

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

　　對于未來浙江的發展，專家們也提出了不少頂層設計的設想。

　　“我認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窗口’的定位，肯定是浙江‘十四五’規劃中的中心詞。”潘毅剛說，要打造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窗口，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入手：全球創新、世界級龍頭企業、世界級城市群、“一帶一路”樞紐、生態文明下的先進制造。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怎么提升創新能力？省發展規劃研究院浙江區域高質量發展戰略中心執行主任朱李鳴認為，創新不能成為一種口號，而是要真講、真學、真干。“我理解的創新驅動。不僅僅是單純的技術創新，而是創新體系建設。”朱李鳴說，在創新體系中，除了企業創新、產業創新之外，還要有一些搞基礎研究的國家級實驗室，研究型大學、創投機構等，同時建立能夠適應變化合理引導創新的創新型政府。比如杭州的城西科創走廊，朱李鳴就參與過規劃調研。“城西科創走廊要做成什么，我的理解是它是一個創新的綜合體，科技創新的特區，這個‘特’不僅僅是優惠政策、人才政策，更關鍵的是制度創新，提供最佳的創新環境。”朱李鳴說。

　　浙江還缺什么？經常跑去美國硅谷等地的浙江賽伯樂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裁陳斌說：“我利用出差的機會去研究，為什么這些地方的創新做得這么好，人才這么集聚，其實都離不開風險投資。”陳斌說，從阿里到騰訊和百度，90%以上新經濟企業不是政府孵化出來的，而是風險投資投出來的。他說，美國有著全世界最成熟的風險投資體系，這是維持其不斷創新的基礎，這正是我們所欠缺的。浙江需要營造良好的創新生態，建立全面的風險體系，這些都是“十四五”期間需要努力的方向。

　　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中央提出的重要戰略部署。這也成為了專家們討論的焦點。

　　“浙江的外向型經濟不能丟，我們不僅要內外循環，而且還要更加主動。”郭占恒認為，完全單一做外貿的企業，要開始學會兩條腿走路，轉一部分到內銷，畢竟內銷市場很大。同時，浙江企業要拿出當年“走出去”的勁頭，加快搶占國際市場。劉亭也認為，浙江人長袖善舞，可以通過應變和創新，繼續穩住外貿基本盤和份額，同時努力學會將國際國內兩個大循環貫通起來，一網打盡。這也是一種全方位的技能。

　　在討論中，專家學者們一致認為，“十四五”時期，外部環境可能更加復雜，不確定性和挑戰更多，浙江要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跑出高質量發展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