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制好“十四五”規劃，需要把上海未來發展投放到全球、全國發展的大背景下進行重新審視和謀劃，找準上海面向全球、面向未來的坐標和方位，從更寬的視野、更新的理念分析上海未來五年發展的機遇挑戰以及影響應對。對此，課題組圍繞“十四五”國內外環境專題，系統梳理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等重要論述和研究報告，組織召開了多場專家研討會，對當前國內外環境的新特征、新趨勢進行了研判，并對上海的影響做了初步評估。

“十四五”時期，世界處于新一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經濟低速增長、治理體系加速變革、地緣格局深刻演變、新一輪科技競爭空前激烈、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或面臨顛覆性調整，中國在世界發展格局中的作用地位日益凸顯，但中美關系的復雜多變使得外部挑戰十分嚴峻，上海代表國家參與全球合作競爭，在大變局中找準坐標，在大趨勢中抓住機遇，十四五是發展變革的五年，也將是突破躍升的五年。具體來看：
一、未來五年，全球經濟處于百年來新一輪低速增長期，世界經濟結構性問題短期難以緩解，上海面臨深度挖潛、提升實力的重大機遇，也肩負著率先走出高質量發展新路的歷史重任
1、全球經濟正面臨百年未遇的困局，經濟增速跌落至百年谷底，預計“十四五”仍將處于低速增長期
從長周期來看，過去近200年中，人類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兩次工業革命，全球經濟呈現出“兩起兩落”的特征，其中在1882年和1929年前后，分別有兩個特別明顯的“波谷”，即全球經濟增速低點。當前，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已接近回落到這兩個低點的水平，出現了工業化進程以來的第三個“超級谷底”，并且預計這一輪蕭條的強度和長度可能都將超過上世紀70-80年代石油危機、19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金融危機。據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預測，2020年至2035年全球經濟平均增速約為2.6％，發達經濟體將進一步放緩至1.7％左右，發展中國家增長速度也將有所下降，預計到4.9％左右。“十四五”時期，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將繼續呈現趨勢性下降，并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保持較低增速。
2、全球經濟格局多極化將更加明顯，但結構性問題預計短期內仍將難有突破
“十四五”時期，全球經濟格局多極化趨勢將更加明顯，新興經濟體崛起，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地位更加重要，保持現有速度，預計2030年GDP將接近世界總量一半，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80%。美國、日本和歐盟仍將是全球主要的經濟體，但地位將有所下降。全球經濟增長的重心將進一步從歐美轉移到亞洲，并外溢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世界對中國依賴度將進一步上升，部分亞洲和非洲國家預計將成為全球經濟的領跑者。但同時要看到，全球分工效應仍然持續減弱，疊加環境惡化、監管缺乏活力等因素，預計世界經濟“十四五”期間將更加不穩定，更加疲軟。
3、政府傳統經濟調控手段失靈，貿易壁壘加重和經濟“孤島主義”盛行，未來五年全球經濟風險不容忽視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主要經濟體實施了大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刺激性的財政政策，均難以提振總需求，反而使得各國政府債務高企，財政政策難以為繼。總需求難以增長使得全球各國紛紛從一起“做大蛋糕”轉向“分蛋糕”，因此貿易保護主義加劇、民粹主義抬頭，特朗普上臺和歐洲的民粹主義政黨復興則是標識性事件，而這進一步削弱了全球分工和創新流動。因此，未來5-10年風險必然將進一步加劇，大國對抗風險、摩擦持續升級導致貿易戰、金融風險導致政策失效、不平等固化、不兌現國際承諾、網絡安全與沖突升級等。此外，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調整外溢效應沖擊全球金融市場，新興經濟體匯率大幅波動，需警惕再次爆發較大規模全球性金融危機的風險。
對上海而言，進入“十四五”，首先需要用辯證的眼光看待全球經濟增長新一輪結構性放緩所帶來機遇挑戰及其新的內涵。回顧來看，在整個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上海自開埠以來，每逢全球經濟步入增長谷底或危機蕭條期，反而幾乎都會迎來一個城市經濟躍升的“黃金窗口”，比如1929年（大蕭條時期，上海迎來發展黃金十年）和1998年（上海步入長達近10年的兩位數高速增長期）前后，正所謂“危中有機”，分別在變軌或轉型中實現了新的跨越。這是由上海特殊地位所決定的，無論對外開放還是對內輻射，上海均能承擔國家重大戰略任務。因此，圍繞人才、科技創新、土地、政策等資源要素的重組和現代經濟產業體系的重構，率先發現支撐未來經濟增長的結構性潛力，率先實現支撐高質量發展的創新動力轉換，在大變革、大調整中實現綜合實力和城市能級的大躍升，應當說將再一次迎來“每逢谷底必有躍升”的戰略機遇期，也肩負著代表國家參與全球競爭與合作的歷史重任。
二、未來五年，全球產業格局或面臨百年以來的又一次顛覆性調整，生產方式變革將重塑全球產業分工格局，上海迫切需要把開放之門敞得更大，重塑戰略優勢、再造發展動力
1、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制度基礎和技術基礎發生深刻變化，或將面臨顛覆性調整
進入“十四五”，由于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在貿易、投資和技術保護主義及新一輪科技革命共同作用下，原本以國際工序分工或產品內分工合作為代表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將發生深刻變化。美日歐等經貿大國紛紛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將給世界貿易格局帶來兩個板塊性新變化：首先，貿易戰博弈的主戰場是在大國間豎起一道道關稅墻、科技墻、斷供墻。其次，發達國家間的貿易戰威脅將促使同等發達程度的國家之間加速零關稅、零壁壘的“點對點”對等開放。在分散化、本地化和區域化趨勢作用下，未來中國將逐步成為全球市場驅動型、效率驅動型、資源驅動型資本的主要投資地，但也必然將面臨產業資本外流的挑戰。依托龐大國內市場，上海“十四五”實體經濟鞏固發展將迎來新的契機，同時也面臨全球產業分工格局調整的嚴峻挑戰，迫切需要聚焦重點產業和關鍵領域，以更大力度、更實舉措加快打造具有戰略性和全局性的產業鏈。
2、生產方式變革重塑全球產業分工格局，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新一輪調整，為后發經濟體加快趕超打開了新的“時間窗口”
進入“十四五”，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為代表的一系列新興技術的創新發展和擴散應用，預計將引領和加速第四次工業革命進程。“十四五”期間，預計信息技術的深入發展將推動數字技術創新，源于數字技術的顛覆性新興技術將不斷涌現，并且數字技術革命將引發“關鍵生產要素”的變遷，并進一步推動生產方式變革和國際經濟格局變化。作為科技創新中心，上海需要緊緊抓住這一重大戰略機遇，審時度勢、趨利避害，面對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深度調整重塑未來發展的核心優勢，捕捉住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紅利的“下半場”，通過集聚關鍵核心要素形成未來發展的新動力。
3、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博弈持續影響全球產業分工格局，跨國公司將繼續是全球價值鏈投資和布局的主導力量
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全球化的產物，因此全球化的走勢及進程將會產生很大影響。進入“十四五”，預計經濟全球化深入推進的趨勢基本可以確認，但同時逆全球化聲音和行動將反復出現，中短期沖擊不容忽視。這一背景下，以跨國公司為代表功能性機構投資策略調整、動向將發生變化，作為全球跨境投資和價值鏈布局的主要力量，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的跨國公司數量將持續上升，這對上海“十四五”邁向更高水平開放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受全球貿易格局影響，部分“生產在中國、市場在全球”的外資企業必定將會向外轉移。比如，隨著貿易摩擦升級，電子信息等重點行業產能和訂單將加快轉移。上海如何穩住上海現有8萬多家外資企業、累計2400億美元的存量外資“主力盤”，迫切需要因勢利導、因企施策，通過更好的開放準入和服務保障，鼓勵企業增資擴股、建設新項目、加大技術改造和科技投入。
另一方面，受中國巨大市場吸引，部分“生產在國外、市場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希望加速進入中國，但在市場準入、服務保障等方面存在一些障礙。中國擁有近14億人口的龐大市場，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并在穩步擴容的中等收入群體，蘊藏著巨大的市場機遇。2018年中國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超過38萬億元，并有望在2020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同時，中國市場不僅體量巨大，而且消費市場還在不斷升級。動態跟蹤顯示，當前由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隨著貿易壁壘的增加，投資和布局普遍持觀望和謹慎態度，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再出發的門戶和窗口，上海必須在邁向更高水平開放上拿出更加實在的姿態，依托長三角腹地強勁分工基礎優勢，把開放的大門開得更大，著力優化打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一流營商環境，全面推進各項投資、創新、開放政策落地、落實和爭取盡快見效、見利，在市場主體“引進來”、“走出去”等方面另辟蹊徑實現根本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