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之年，是‘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然而新冠肺炎疫情這只“黑天鵝”突如其來，打亂了原有的生產生活節奏，讓經濟社會幾乎停擺。同時，這也正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驗。”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鐘瑛表示，目前國內疫情已經基本得到控制，可以說，中國就重大疫情防控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中國方案和答卷，體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優勢。

“然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實踐也暴露出我國在應急管理體系、政府治理等方面存在的諸多漏洞和制度缺陷，這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了完善和創新的迫切要求。”多年從事經濟管理研究的鐘瑛發現了問題根源。

在鐘瑛看來，通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問題，我們非常有必要將突發事件應急管理體系與“十四五”規劃體系全面、有效銜接。

如何有效全面、有效銜接？

鐘瑛表示，一方面可以重點將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全面納入“十四五”發展規劃綱要，專項預案、部門預案分別納入專項規劃和部門規劃，區域聯防聯控預案納入區域規劃，如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另一方面應強化聯合應急預案和區域規劃的協調與銜接，重大突發事件的影響及應急處置范圍往往超過了單一行政區劃，有必要將聯合應急預案納入區域規劃以及國土空間規劃、城鄉規劃等具有空間性和區域性的規劃，增強大范圍的突發事件應急處置能力。

“疫情當前，倒逼反思。”鐘瑛思考著：以此次疫情為鑒，有兩方面尤其值得各級地方政府高度重視，一是要完善地方政府的信息收集、反饋和發布制度，在突發事件的萌芽狀態能夠具有觀于“青萍之末”、察于“蛛絲馬跡”的敏銳感知，重視專業人士的分析研判和理性對待民間信息傳播，并及時發布信息，做到公開透明，避免造成民眾猜疑、社會恐慌；二是要完善重大事件的迅速行政決策機制，有必要補充制定關于特殊情況且原因不明的風險決策機制，在重大事件突發的情況下，迅速評估最壞的情況和結果，并迅速作出有針對性的決策。

“針對目前，我國的城市發展已進入都市圈、城市群時代，推進都市圈內部資源和基礎設施分布的相對均衡，十分必要。尤其是醫療資源的投入，可以置于整個都市圈的范圍內加以合理分配。”鐘瑛表示，優化醫療資源分布和擴大公共衛生領域公共設施供給，這樣既可以避免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突發時，應對壓力過于集中在中心城市，也可以保障在中心城市遭遇危機時，不至于過于牽連次中心城市，從而在都市圈內部形成緩沖空間。

“此外，這次疫情突發，社區作為疫情防控的主要陣地，倉促應戰間也暴露出諸多問題與不足。如，基層社區醫療資源極度短缺，‘家門口’醫療服務能力有限。”鐘瑛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從夯實基層社會治理和強化社區防疫共同體入手，改革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效能，加快推進政府職能向公共服務轉變。“要突破這些制約基層社會治理服務能力的瓶頸問題，需要各級政府正確認識理解“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重心向基層下移，把更多資源下沉到基層”的中央部署。加快建立分層分類的公共服務體系，特別是夯實社區公共服務的基礎。同時，還應明確界定基層社會治理職責范圍，讓基層社區真正專注于與轄區內民生相關的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和社會建設事務，避免陷入‘小馬拉大車’的超負荷運作困境。”鐘瑛最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