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制造強國，是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隨著發達國家紛紛出臺重振制造業的強力政策，部分制造業企業開始從我國遷出，也有部分跨國企業將目光轉向工資低廉的東南亞地區。另一方面，傳統制造業能源消耗大、污染嚴重，從“工業大國”升級到“工業強國”，我國亟待找到一條制造業轉型之路。李克強總理在會見德國總統高克時表示，要推進“中國制造2025”和德國“工業4.0”戰略對接。我國制造業在轉型過程中參與全球化的方式與產業發展戰略需要如何進行調整？　這需要把握制造業領先國家的戰略，如德國“工業4.0”的本質所在，并結合中國產業特征，走出一條“中國制造”升級之路。
　　
　　德國“工業4.0”戰略的三個不變
　　
　　綜觀德國“工業4.0”戰略及工業領先國家的制造業戰略，有三個不變的明顯的共性，一是發展產業競爭優勢，一是維持高工資就業，一是提升投資回報的特征，這三方面決定著制造業的未來方向。
　　
　　第一、不管是去制造化還是再制造化，其關鍵本質在于注重產業的競爭優勢。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化和拓展，引發全球價值創造體系的整合重構及產業鏈的跨國延展。處于產業鏈上游的美、歐、日經歷了長期的去制造化進程，將大部分生產環節轉移到新興市場國家，而僅保留設計、研發、核心元器件生產等具有核心技術和高附加值環節。與此同時，部分不具備核心技術競爭優勢的歐洲國家由于國內勞動力成本快速上漲、新興市場競爭壓力等原因也使其制造業被迫向國外轉移。相比之下，德國將更多的制造業環節保留在了本國國內，并成功將其制造業的各個環節融入全球產業鏈。德國不僅有西門子、大眾、寶馬等制造業企業位列全球500強，同時也有超過1200家為大企業提供高技術、高質量的零部件、原材料或為試制新商品所必需的復雜加工服務的中小企業成為全球制造業的“隱形冠軍”。
　　
　　從德國2015年至今貿易出口增加值的同比增長率來看，兩年來德國的貿易出口額每月保持平均3%左右的穩步增長。同時，雖然總出口額一直在增長，但是在產業鏈的“原材料”和“半成品”項目上，2016年1月份以來呈現明顯的負增長趨勢，如原材料進口額從1—6月份的增長率分別是：－13.4%、－14.9%、－26.8%、－31.3%、－38.2%、－31%，而這一數據在2015年的月平均增長率為25%。由此可見，德國制造業在本國生產的比例正在增加。
　　
　　相比美國等致力于技術研發的特點，德國更加注重創新成果的轉化，把創新成果落實到優良的制造業上，尋找其中潛在的經濟價值。二戰結束后到20世紀70年代，德國作為歐洲主要的制造業強國，大量生產各類工業制成品。20世紀80年代，德國的制造業面臨著新的挑戰，因為在這一時期，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明顯，而日本、韓國的產品質量優良、性能出眾，德國制造業與之相比，并不具有性能和價格方面的優勢。于是德國根據自己在技術方面領先的優勢調整了制造業的產業結構，通過制定產業政策鞏固研發能力，得以在耐用資本品的生產上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如機械產品、大型醫療設備、電機和電氣產品等產業，與此同時，放棄了一些自己缺乏競爭優勢的制造產業，如家用消費電子產品、紡織品等。可以看出來，為適應國內外條件的變化，德國制造業在200余年的發展歷程中，其結構一直在發生著變化，這一變化保持了它的競爭優勢。
　　
　　第二、發達國家的制造業發展目標：德國“工業4.0”的關鍵目標之一是以產業升級繼續維持“高工資就業”經濟。德國實施“工業4.0”計劃具有深刻的國內和國際背景。在國際方面，以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和務聯網　(Internet of Service)　為代表的新一代互聯網技術迅速發展，加速向制造業領域滲透，歐盟、美國、印度和中國都正在加緊布局互聯網技術與制造業的融合。美國積極推行“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和亞洲新興經濟體快速成長，對德國產業競爭優勢造成了較大威脅。在國內方面，德國“提升產品質量的漸進性創新”模式促進了持續的產業研發投入，推動了制造技術精益求精，對復雜工業流程管理的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奠定了德國裝備制造業的全球領先優勢。德國也是全球重要的軟件和解決方案提供商，特別是在嵌入式系統和企業管理方面，德國積累了豐富經驗。制造技術和ICT技術的優勢構成了實施“工業4.0”計劃的產業基礎。德國實施“工業4.0”計劃的目的，就是通過制造技術和ICT技術的融合，維持和提升德國既有的產業競爭優勢，克服“高工資就業”對德國競爭力的不利影響，確保德國在新工業革命中占據一席之地。
　　
　　第三、創新模式特征：依然以提升產業價值和投資回報為目標的創新模式。在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之后，德國基礎與應用技術已十分優越，漸進式工業創新世界領先。然而，全球化背景下，制造業國際競爭激烈，亞洲與美國的“先進制造”戰略帶來明顯的威脅;而德國高科技革命性創新薄弱，因此，德國開始加強高科技創新，導致旨在實現工業智能化、物聯網化和服務化的“工業4.0”出臺。可以說，德國在制造業領域積極推行的“工業4.0”計劃是一項加速新一代互聯網技術和先進制造技術應用的長遠戰略，努力確保德國“高工資戰略”下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并以制造業的智能化帶動國民經濟體系的全面智能化。
　　
　　在經歷了多個階段的工業革命和長期的創新政策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主要針對生產流程和已有產品的持續改善，從而提升產業價值和投資回報的創新模式越發成熟，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為德國在新工業革命中保持強國地位奠定基礎，是在國家參與和特定制度下產生的。因此，工業4.0背景下，德國的這種漸進性創新與革命性創新相結合的模式影響了產業升級，鞏固了德國工業強國地位。
　　
　　我國制造業轉型中面臨的變革之路
　　
　　2010年，中國制造業產值占全球制造業的19.8%，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到2015年中國已經連續6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業國家地位。但另一方面，企業平均凈利潤水平長期低迷，與發達國家制造業這一數據比差距巨大。如2016年　《財富》500強企業排行單顯示，中國大陸的36家制造業企業平均利潤水平只有美國的1/5、德國的1/3、韓國的1/4。這就要求我國在制造業轉型過程中，認清當前國際背景，結合自身特點，把握發達國家再制造業戰略給我國帶來的機遇，正視帶來的挑戰，完成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轉身。
　　
　　——工業4.0會帶來的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需要受到密切關注，這絲毫不亞于技術本身變革帶來的沖擊。工業4.0要求自動化系統能夠思考和自主工作。換句話說，它假定當前正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自動化系統可定制，即系統將能夠執行大多數目前需要人為干預的任務。與此同時，人的因素仍然是重要的，工業4.0標志了從僵化、集中的工廠控制系統轉向分散的智能系統。另外，由于客戶需求的難以預計性，制造業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這意味著工廠和機器需要以不同于目前的方式進行組織，因為制造商必須迅速對客戶的需求做出回應，這會影響自動化系統本身的設計。因此，工業4.0帶來的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需要密切關注，這絲毫不亞于技術本身變革帶來的沖擊。
　　
　　——建設適應先進制造業發展的、配套的基礎設施體系，適應勞動力資源稟賦逐漸失去優勢的現狀，將成為吸引外資的下一個熱點。繼續吸引外資的動力不再是低工資或者說是勞動力資源稟賦，而是自動化、分享經濟和先進制造，政府應提供這樣的制度環境與基礎設施。建設適應先進制造業發展的、配套的基礎設施體系，促進中國制造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工業4.0設計了未來制造業生產模式，這種新模式給企業和產業基礎設施建設提出了極高要求，沒有質量好、成本低、效率高、服務優的配套基礎設施，“中國制造2025”就難以落地實踐。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同樣是一個發達產業發展壯大的先決條件。各國產業發展的歷史表明，基礎設施建設在工業化初期與中期都發揮過先導性作用。美國五大湖工業區德國魯爾工業區等著名工業區，以及20世紀50年代后，由于第三次工業技術革命興起而催生的一些新興工業區，如印度的班加羅爾工業區、日本的九州島工業區、意大利東北部和中部的新興工業區、德國南部的慕尼黑工業區、英國蘇格蘭中部的工業區等都是以運河、鐵路網和公路網以及信息網絡的建設得以發展起來的。
　　
　　——立足于自身優勢領域，改變依靠低工資戰略與低成本戰略促進經濟增長的方式。目前受益于低工資水平，使得追求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公司將其生產廠向東南亞以及該地區的新興經濟體遷移，如中國、印度和泰國。然而在中國要素稟賦結構發生變化之時，德國、美國等發達國家都開始了制造業復興之路，雙重壓力帶來的我國制造業成長困境不能依靠低工資戰略來克服。我國可以利用不同國家制造業各自側重點的不同，發展自己的優勢領域。如美國制造業創新網絡所涉及的重點突破領域包括前沿關鍵技術研發、制造工藝提升和生產流程優化　(如智能化工業軟件、數字設計系統)　等多方面。德國在裝備制造領域有著很強的技術實力和工藝水平，制造業與現代信息通信技術對接是其重點關注領域。
　　
　　對于中國來說，我們在軌道交通裝備、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裝備、工業機器人、新能源汽車、現代農業機械，高端醫療器械和藥品這六個領域具有優勢，應該在這些領域像發達國家那樣注重知識產權和標準制定，如以軌道交通裝備為例，由于中國幅員遼闊，地形復雜，氣候多變，被極寒、霧霾、柳絮、風沙“淬煉”出的“中國標準”正逐漸超越過去的“歐標”與“日標”，被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用。因此，在面臨工業4.0的挑戰時可以處于領先地位。